薪火相传，我们共同的担当
　　
　　一部中华书局出版史，记载了多少作者、编者、出版者为书香永驻共同担当的佳话，留下了多少为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相挽前行的剪影。
　　
　　百年中，几代文化大家，或受聘来局，或特约著述，将才智乃至毕生心血浇灌中华书局的繁茂之林。为作者提供和创造各种写作条件，使一切有真才实学的、下过功夫的作者的著作，都能够得到出版的机会，始终是中华书局编辑们的自觉。
　　
　　《辞海》主编舒新城珍藏的毛泽东、恽代英“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引出当年陆费逵四处奔走，恳切延请由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加盟中华书局，共同策划推广新文化运动出版物的一段往事。
　　
　　而编撰者汪朝光写在《中华民国史》出版之际的一段文字似杜鹃啼血，呈现了为一部传世著作的出版，作者、编者、出版者的呕心沥血：“一部民国史，做了近40年。实际上，这也是民国史学科从无到有，从‘险学’到‘显学’的40年，是民国史图书出版从‘冷门’到‘热门’的40年，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学术文化界从万马齐喑到风雷激荡的40年。《中华民国史》的编纂见证了这一切，也反映了这一切。而这其中，有前辈学者和出版人的努力，也有年轻一代的付出。40年间，参与编写工作的李新、李宗一、孙思白、姜克夫、彭明、夏良才、周天度、朱宗震等先生已先后逝世，中华书局参与出版工作的李侃、何双生等也已离去。”
　　
　　著名记者、时事评论家陶菊隐先生的回忆，则描述了作者与中华书局间的相濡以沫：“1945年日寇投降后，新城继续鼓励我修改旧作《六君子传》，并介绍我到中华图书馆借阅书刊，收集有关资料，以提高其质量。中华图书馆所藏书报甚多，我去借阅时，管理人楼、陈诸公给了我很大的便利，深为感幸。《六君子传》脱稿后，我又继续前往收集资料，写成《督军团传》、《蒋百里传》等书，均承中华编辑所审阅出版。”
　　
　　如今已是著名学者的袁行霈先生，向记者讲述了心中的珍藏：1963年，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的金灿然向他约写“知识丛书”中《陶渊明》书稿。当时27岁的他，只是北大一名青年教师。书稿写作蹉跎。先是政治运动的干扰，后则因追求完美的写作，直到2000年，袁行霈将《陶渊明集笺注》书稿交给中华书局，才了了一桩心愿。“数十年中，书局的编辑从未催促过我，只是关注着我，不断送来书局的稿纸。中华书局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对年轻的学者很扶持，而且能体谅作者的艰辛。”学者安作璋的感动同样持久：“初稿寄回来修改，除了边页上写的铅笔字和各种符号不算，单是粘在书稿里面的宽窄不等的大小纸条就有80余条，每条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字。这些都是有关修改意见和应注意的问题。”
　　
　　不断生长的记忆，接起百年岁月，续写着中华书局与她的作者之间一个世纪的学术情谊。
　　
　　“……因为没有礼堂，也没有较大的会议室，每次全体职工大会就在小院的天井里开，人们有的坐在台阶上，有的搬个凳子坐在角落里，有的坐在窗台上。一眼望去，不是秃头顶、长胡须，就是驼背腰。青年人简直寥寥可数。”后来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李侃记录的是1958年中华书局重组之时的境况。
　　
　　为组建一支胜任古籍整理出版使命的编辑队伍，金灿然忍辱负重。他奔走于书局与北大之间，推进古籍整理人才培养，参与教学方案制定，延揽专题课教师，调拨图书资料，“通知我们到中国书店的书库里挑书，书款统由中华书局结算。此后，中华书局每出一种新书，都寄赠本专业图书室。”时任北大古典文献专业副主任的阴法鲁教授曾回忆说。
　　
　　学校培养难解人才缺乏燃眉之急。金灿然又以过人的胆识提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不拘一格招徕人才和学术权威，陆续调进了错划为“右派”的近二十人，发配到兰州大学的北大教授杨伯峻便是其中之一。“中华书局接到我《论语译注》清稿后，交童第德审查并任责编。当时，出右派分子的著作，自是大胆！”
　　
　　让杨伯峻没想到的是，此后，金灿然又颇费周折将他由兰州大学调入中华书局，为此还挨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