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工作好比是艺术设计师，比如一个人蓬头垢面进来，经过一番整理梳洗，当他展现于公众面前时，已经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一部稿子送进编辑室，经过编辑的精心梳理，几校过后，原先稿子上的错讹谬乱、斑斑点点，已一扫而光，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则是属于我们民族的乃至是属于整个世界的一种精神财富。”金灿然对编辑职业的评价，何尝不是中华书局编辑们心中所想？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华书局成长起一大批学者型编辑、出版家，他们立足学术前沿，以高远的学术视野，选拔培育编辑加工书稿，赢得了众多大专家大学者的认同。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当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赞叹周振甫先生“小扣辄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传为学林佳话。顾颉刚先生因病需动手术，预立《遗嘱》，其中说到：“我一生写作，应悉交中华书局，请他们组织委员会整理。”拳拳相托，殷殷期望，让中华同仁感到传续学术之责的份量。2010年底，《顾颉刚全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把根扎进大众生活的深处
　　
　　出版精良、优秀的古籍整理成果和学术著作，是中华书局的安身立命之本。然而，以“专业的精神出普及读物”，始终是推动中华书局蓬勃发展的另一只轮子。从第一本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开始，无论是教科书、《辞海》，抑或是《小朋友》，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为大众服务。
　　
　　国人对中华书局出版物的这一记忆，从未褪色。如今耄耋之年的吴小如先生还记得：“在我读小学时，我曾连续几年把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小朋友》当做‘课外必读书’。”
　　
　　一个世纪，中华书局“为大众服务”的信念经久弥坚。
　　
　　《文史知识》，一本小杂志，洋溢着王力、季羡林、任继愈、庞朴等学术大家的睿智；纸页薄薄的《中华活页文选》，承载着优秀古代文史哲作品，被季羡林称为“是在全国人民对知识和文化的进一步渴望中的一场好雨”。它们都是中华书局为大众提供的读物，虽小，虽薄，但品质绝对上乘。
　　
　　2004年，戏说历史的影视剧泛滥之时，中华书局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联手，推出了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随之策划出版了系列“正说”历史图书，引领了当时图书市场的“正说”风潮。
　　
　　透过《百家讲坛》的“论语热”，编辑们捕捉到“国学热”的端倪，于是，《于丹〈论语〉心得》首发即创造了中国出版界奇迹——当日，签售12600册；首月，销售126万册，随后一年占据畅销书榜首位；至今销售超过530万册。一时间，这一现象引起学术文化界和普通读者的热议。学者余敦康说“于丹是在现代人心中埋下经典种子的大功臣”。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也发言了：“解读《论语》的著作能成为超级畅销书，这是好事，说明了社会上对传统文化有饥渴感。”
　　
　　《于丹〈论语〉心得》也获得了海外版权输出的佳绩，以28个语种，34个版本覆盖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排头兵。
　　
　　新的发展时期，中华书局重新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作出“守正出新”的历史选择。出版《国史十六讲》、《秦始皇的秘密》、“马未都说收藏”系列、《姥姥语录》、《走向辉煌》、“一本书读懂”系列等大众读物，秉持整理古籍的严谨态度、创新精神，在古籍和大众之间搭起虹桥，相继推出“中华国学文库”、“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中华经典藏书”、“中华生活经典”、“中华思想经典”、“中华养生经典”等传统经典普及读物，以及《宅兹中国》、《现代中国的历程》、《〈读书〉十年》等学术文化著作，创刊发行《月读》杂志，使书局这位“穿着长袍马褂的先生”有了另一副青春的面孔。
　　
　　“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有此见识，定行高远。坚持这样的追求，是中华书局之幸。唯其如此，当我们今天走进学者的书斋，走进图书馆，进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华书局的百年，变得具体、生动而鲜活，那是一本本书册，可以传之久远，那是一个个思想，可以穿越时空。
　　
　　社会已经变化。理想不老、追求常新的中华书局，却依然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