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是城乡协同。在人们关注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就医就学买房难等城市病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耕地减少、生态退化、人才流失和住宅空心化的乡村病。城市病和乡村病同根同源；城市问题与“三农”问题互为因果。城市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城乡统筹与协同。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均等的乡村往往是人们向往的颐养之地、安乐之所，是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广大腹地；而荒芜废弃的村庄常常成为缺乏机会和财富的村民无奈的选择，是避之不及的贫困之源。只有当乡村发展有了光明前景之时，城市问题才可能根本改善。城市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城市群布局和功能优化比城镇化率本身更为重要。

  第三是产业协同。调整产业结构已成为增加三产比重的同义语。能否尝试一下逆向思维，大力发展农业，重构产业协同。在传统思维中，农业往往被看作是落后产业，因此，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就是要降低农业比重。事实上，无论从单位产品增加值能耗，还是从产业部门人均碳排放来看，农业是典型的低碳、循环和绿色产业，远比第二和第三产业更为低碳。农业的问题在于产值低，用水量大，水资源生产率低。推进高效节水的生态农业，提高农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不仅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和食物的安全，而且，可以替代低能效的高耗能工业，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获得清新的空气，减轻产煤区的生态环境压力。仅这一项变革，就可以大大缓解京津冀地区目前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产能过剩等问题。农业的优化和比重的提高可能是破解京津冀区域雾霾的真正出路。动辄数万亿的投资，何不试试投向农业？究其原因就在于现有的市场机制和政治激励体系并不支撑这种绿色变革。绿色农业需要技术、人才和投资，更需要赢利以吸引并保持技术、人才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领域。农业生产经济效率低下使之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以获得资金、技术和人才。仅靠市场调节是不够的，必须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倡导、补贴、奖励等途径，使资金、技术和人才进入绿色农业发展。政府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实质上是对公共物品、生态服务的支付，更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投资。因为，农业不仅提供我们生活的食物和水，更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环境。此外，国家在人才培养和提供方面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国家可以资助培养师范生，何不同样资助培养愿意从事农业的人才？可以想象，如果有足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会有大批的青年才俊投入到绿色农业这一希望的田野。当然，政府更大的作用空间可能在于提供一种制度环境，激励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投身于绿色农业建设和发展。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需要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也为治理创新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