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也就引申出了“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否实现、负面清单是否落地”如何进行判断的标准问题。就目前情况看，因试验刚开始，国家对“自贸区负面清单”是否实现并未给出明确标准。而对于“协议负面清单”来说，按照商务部的观点，《协议》签订就意味着“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目标的实现。但学界普遍认为，离实现目标的距离仍然尚远。
  
  学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观点，源自商务部的计算办法跟国际标准并不一致——它假设100个行业当中，只有5个完全禁止开放，那就意味着开放度已经达到95%。但问题在于，这95%的开放领域当中，依然可能存在经营时间、资本总量的限制，所以它们仍然处于开放和禁止之间。因此，在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名义开放度已经达到93.1%的时候，按照国际通行的Hoekman方法计算得出的开放度结果，则只有65.6%，而这一数字，反而是比较符合业界的普遍认知的。
  
  如此形成了观点并不一致的局面：政府的态度比较积极，认为开放度已经很高。而粤港澳商业界的判断相对消极。我们近期在澳门进行相关调查时也发现，目前仍然没有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服务业机构通过CEPA负面清单的形式进入广东。有人可能会因此认为，这种程度的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客观而言，第一，目前的粤港澳合作肯定还没有达到已经实现自由化的程度，肯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二，协议负面清单也有其积极意义，包括推行的计划，包括新的模式，这种转换本身就有很多的意义。上述一系列难题虽然还并没有得到解决，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去进行解决。
  
  从今年3月份开始，为切实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中央各有关部门已会同广东省对港澳探索建立健全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相关配套制度，这将为广东与香港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制度保证。因这个过程涉及权力让渡、文件及法律条文的调整，不太可能瞬间完成。但通过上述两张负面清单，粤港澳服务贸易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肯定会进一步得到提高。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实施，要实现为粤港经贸发展带来机遇的目的，需要良好的配套政策措施，否则可能存在社会和市场风险。因此，应秉持“由点带面、先试再行”，“阶段推动、循序渐进”的原则来推动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
  
  就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方面，主要的问题可以分为国家安全、社会风险、金融风险等。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是国家安全。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其产业国际化程度较高，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都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粤港澳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实施和对港澳服务企业开放，应针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战略性技术的军事研发、国家智库、决策咨询等行业制定禁止和限制措施。
  
  二是金融风险。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粤港澳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实施可能带来短期资本大规模跨境流动的风险、套利套汇风险和国内外非法洗钱等金融风险。
  
  三是产业冲击。粤港两地服务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发展较成熟的香港服务业进入广东省将对省内相对发展落后的服务业产生冲击，因此应根据优势互补原则和产业规划引导降低产业冲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