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的目的和方法不同于他的前辈马礼逊。马礼逊是企图四处印刷散播传教书刊以逃避中国官府的追查，理雅各则纯粹考虑经营成本的损益。在方法上，两人都想以轻便的刷子取代笨重的印刷机，但马礼逊宁可使用西式油墨，而理雅各则要改用中国墨水。

  理雅各没有后续报告自己揉合中西印刷术的结果，另一位也是伦敦会的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却替他说了。1852年2月23日，合信写信给伦敦会秘书讨论印刷，其中提到了理雅各的试验，说是理雅各在几个月前进行以毛刷和中国墨水刷印金属活字的实验，由一名中国印工尝试了两三天，效果很差而归于失败，原因有三：第一，易于流动的水性墨充满在活字表面；第二，左右来回的毛刷动摇了排列整齐的活字；第三，粗短的刷毛损害了活字上细致的笔画。合信表示，由此看来印刷机还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理雅各得到了中西印刷术难以结合兼用的教训，没想到13年后居然有机会以自己的经验指点有着同样想象的中国人。1864年2月24日，他写信告诉伦敦会秘书关于印刷所的事务，提到了广东巡抚的一名儿子到香港参访英华书院附设的印刷所，并在详细考察了三四天后购买了一批活字，表示将用于印刷巡抚衙门的告示等等。理雅各提醒对方，必须同时配备一部印刷机才行。巡抚的儿子却认为以中国刷子和墨水即可刷印活字。理雅各告诉伦敦会秘书，对方必然会大失所望，又盼望这项预期中的挫折不致于让对方打消以西式活字取代木刻的计划。

  理雅各并没有指出那位广东巡抚的姓名，但郭嵩焘从1863至1866年正在广东巡抚任上，理雅各说的应该就是他了。郭嵩焘早先于1856年参观英华书院在上海的兄弟印刷所“墨海书馆”，也在日记中详细描述墨海印刷机的构造与运转，因此他对于西式印刷多少有些了解，而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位的香港之行也很可能是奉他之命。但何以只买活字而舍印刷机不顾，这些活字是否真用于印刷衙门公告，其结果又是否如理雅各预料的那样让郭嵩焘的儿子大失所望，都还有待查考。后来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曾经参观《泰晤士报》的印刷所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印刷所，也分别记下了两处的工作详情，不知当时他是否还记得十二三年前自己或儿子想要结合中西印刷术的往事？

  中西印刷不仅技术不同，经营形态也随之大有差异。中国的木刻印刷成本较低，而且印完后刻板可以收藏，需要时取出再刷即可，因此不需多印，以免积压成本和多占仓储空间。而西方活字印刷成本原已较高，一书印完后通常即拆版将活字归位，以便重复使用而节省成本，一书若要再版即需重新再做检字、排版、校对、付印与装订等工序，所以通常印量较大，以降低平均单位成本和售价，并减少再版的麻烦。只有经典和畅销书才会保留活字版，因为这类书的内容难得更动，而且会一再重印供应市场的需要。以上这些差异在这两种印刷术于中国交会的初期，使得一些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产生了误会。

  鸦片战争结束后，美国长老传教会于1844年在澳门建立了一家印刷所“华英校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以西法铸造的中文活字排印传教出版品。由于大小和字形划一，又使用油墨，印成的版面整齐精洁，传教士表示书房的产品经常获得当地官员和文人的赞许。

  1846年4月间，一桩特别的生意上门了。当地一位喜爱华花圣经书房中文活字的张姓官员（传教士没有说明这位官员的名字与职位），带来一种中国史书的抄本，希望传教士以活字为他印刷50部。华花圣经书房经常为外国人印书或文件，这却是第一次有中国人要求代印，于是传教士在1846年4月25日的布道站会议中讨论本案。

  赞成代印的意见认为，此举可增进华花圣经书房及其活字在中国人当中的知名度，同时书房只印过传教图书，代印此部中国史书有助于测试书房活字的完备程度，而且此举不致妨碍传教图书的印刷，因为书房存书尚多，一时也没有重要待印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