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代印的意见则认为，此项代印根本不属于传教工作的范围，何况此书内容有许多中国人的传说寓言，代印将有可能被人视为传教士赞同这些传说寓言。而且此书篇幅不小，代印工期约需8个月之久，其间若有重要传教图书待印将造成困难。

  传教士讨论后郑重其事地进行记名投票，出席的5人中，赞成代印者4人，反对者只有1人，于是通过决议：只要张姓官员愿意付出合理代价，即为他代印。传教士随即将代印的决定和价钱通知张姓官员，不料却从此没了下文。一个月过后，传教士娄理华（Walter M. Lowrie）于1846年5月30日写回美国的信中表示，张姓官员不会再要书房代印了，因为他尽管喜爱书房的活字，但一本书以西式活字只印50部，单位成本之高吓阻了他付印的意愿。

  张姓官员肯定是从自己习以为常的木刻板印的观念设想，认为成本应当不会太高，何况只印50部而已。他不知道西式活字印刷的成本较高，印量通常要大，才能降低单位成本。例如同一年（1846）华花圣经书房代印英国驻宁波领事罗伯聃（Robert Thom）的《正音撮要》一书，篇幅186页，前后花了9个月时间印成500部，收费259.75元，单位成本是每部0.5元稍多。如果罗伯聃也和张姓官员一样只印50部，则每部成本即使不至于正好高达10倍，也会是接近的了。可惜的是，传教士的信件并没有写出为张姓官员代印的预定价钱。

  从马礼逊、理雅各、郭嵩焘之子到张姓官员，他们身处中西印刷术交会的初期，各自想象结合两种印刷术的可能性。在这四个人以外，应该还有更多的人曾有类似的念头和行动，例如1873年12月13日上海《申报》的头版刊登社论“铅字印书宜用机器论”：

  顷闻苏杭等处，来申购买铅字者，接踵而至，但购买印书机器者，未闻有人。不知铅字集成之板，若无机器，仅用人工，诸多不便。……既不惜铅字之费，万勿惜机器之赀，是本馆所厚望于购买铅字诸君也。

  既然说买活字者多，而没有人买印刷机，这显示在1870年代的中国，有些印刷业者确是中西混用，以刷子刷印铸造的中文金属活字。刷子当然并非绝对不能用于刷印西式活字，只是效果和印刷机无法相提并论罢了，对于一向习惯于西式印刷效果的马礼逊和理雅各等西方人而言，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所以一试即罢。但是，19世纪初中期没见过西式印刷或见得不多的中国人，无从比较也不会计较刷子和印刷机的不同效果，他们见到的是以刷子取代印刷机的简便和经济。何况中国传统的活字排印本来就是使用刷子的，因此《申报》社论所说买活字而不买印刷机的情形其实并不离谱，而是中西印刷术交会初期混用双方工具的一种过渡现象。

  随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式印刷术在中国日渐流行，进口的印刷机日益增多，后来又有自制的国产印刷机，西方印刷术终于超越并进一步淘汰了传统的木刻印刷，也不会还有人想要以刷子来取代印刷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