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中徐斌查验苏记车行的关单，发现其墨味有香气，遂判断关单被靖安司内奸掉包。因为城门吏用不起如此昂贵的写墨。但徐斌称其为徽州黄松墨，却并不准确。徽墨创始人奚超、奚廷珪父子在晚唐南渡至歙县定居。北宋改歙为徽，才称其为徽墨。唐代不会这么叫。

  唐代，制墨业竞争日趋激烈。雕版印刷用墨通常用松木烧成烟苔加入动植物胶练制而成。宋应星《天工开物》记曰：“凡松树流去香，木根凿一小孔，炷灯缓炙，则通身膏液就暖倾流而出也。”普通的书籍印刷，为降低成本，多用烟苔颗粒最粗、质量最次的“粗烟”作为原料。

  《十二》中，徐斌称石脂（油）之所以能以墨料报关入市，也是因其在延州作为制墨的原材料。但其实唐人并未以石脂制墨之先例。最早提到此制墨法的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其《梦溪笔谈》记曰：“鄜、延境内有石油，旧说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余疑其烟可用，试扫其煤以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为之，其识文为“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后必大行于世，自余始为之。”

  秦汉以后，文化繁荣，书籍需求增加，专门市场书肆出现。而职业抄书人也应运而生，称为“佣书”。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大发展，抄写经卷的人称为“经生”。隋唐后则称为“钞书”。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前，人力手抄是制书的唯一方式。抄书人具备一定文化水平，毛笔字写得好，受雇于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据载：“张仪、苏秦二人共递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行遇圣人之文，无以题记，则以墨画於掌内及股里，夜还更以竹写之”。

  抄书人还具备编辑、校对、装帧设计等功能，对后世的版本、出版等学科具有悠久的影响。宋人陆游《钞书》诗曰：“书生习气重，见书喜欲狂。捣蘖潢剡藤，辛苦补散亡。且作短檠伴，未暇名山藏。故家借签帙，旧友饷朱黄。”

  《十二》中靖安司里以主事徐斌为代表的吏员们所做之事，便是如此。一方面要整理归档各地各部的大量文档，一方面又要根据城防需要调阅检索信息，即李泌所谓“大案牍术”。每天的工作就是不断的看书，抄书。而这些人若不在政府，也可受雇于私人藏家或商用书肆，抄写经典赚取佣金。

  唐代中期，雕版印刷问世，抄书人群体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此活动并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彻底结束。早期印刷术尚不完备，手抄书仍因其高效精致更受偏爱，尤其那些校对精良、书法优美的版本，价值不菲。如果是善本孤本，则更为昂贵。所以，直至清代仍有职业“钞书”。清人曹雪芹的《红楼梦》最初也以抄本流传。《十二》中徐斌解释自己典卖祖屋职田、妻子给人帮厨的钱款流向，即为购买珍贵的（手抄）书籍。

  沈括在《活板》一书中指出：“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即印刷术在唐代官方主流社会，并没有得到全面推广。早期版刻活动多于民间。刻印机构，为寺院和坊肆。唐初开始，社会各阶层研读佛典、探讨佛理蔚然成风。佛道寺院信众甚多，财力可观。有条件雇佣工匠，大量地进行经、像、咒的雕版印刷，宣扬教义。

  唐人冯贽《云仙散录》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此为佛教徒应用印刷术最早文献记载。敦煌石室遗书中，即有一些雕版印刷品单页，每页分上下两截，上截供养佛像，下截发愿。还有些经卷虽为写本，却也是据印本抄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