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和总署关于出版改革的战略布局中，对大学社是忽略的。

　　但在这场国家推动的造出版大船，产业的并购参股，出版企业上市的出版改革征程中，大学出版似已失却了先机。

　　“如果坚持学校全资，维持‘一人企业’，大学社的重组、联营、上市就不可能开展。”

　　“出版有出版的规律，不是说钱越多，投进去，就越能见效益的。”

　　一场空前规模和深度的改革正在出版业中行进。改革意味着一种机会———也许在改革中发展得更快，也可能在改革中被淘汰。这场改革的路径指向已经如此明显，政企分开，转企改制，其中包括大有深意的放松所有制的管制，民营出版组织浮出水面，成为有生出版力量，接下来就是兼并重组，出版企业上市，打造出版航母。

　　出版格局的震荡越来越明显，出版产业之间的并购、联合日益加快。8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明确表示，要“打造‘航母’，淘汰‘小舢板’”，“做强做大一批”，“整合重组一批”，“停办退出一批”。其中，“通过上市融资、资本重构、重点项目支持、出版资源倾斜等措施重点加以培育，造就出版骨干企业和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力争三五年内造就六七家企业品牌、自有资产、自营销售三超百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出版传媒企业，组成国家的主力‘舰队’。”

　　“中央的哪一滴雨会落在我头上，我们肯定要认真盘算。‘做强做大一批’中，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说。

　　曾经，大学出版被称为是中国出版业的一支劲旅，凭借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出版中掘金，与占尽“地利”的地方社、占尽“天时”的中央社，三分出版天下，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其高速发展、迅猛扩张的咄咄势头至今仍让人记忆犹新。然而，就在地方集团军大规模兼并、重组、上市、融资，跨地域、跨行业和跨媒体大踏步前进的同时，“一出生就与市场贴得很近”的大学出版却迟迟按兵不动，少有声响。

　　“我们不怕与这些地方出版比拼，但是，在中央和总署关于出版改革的战略布局中，对大学社是忽略的。”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社长陆银道如是表示。

　　东北某大学出版社已经亏损两年，工资都发不出来，陆银道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明舟一块去谈注资控股问题，方案都已经做了出来，但因为该校党委不同意，只得作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早就开始了外延扩张之途，但是在尝试整合重组其他大学社时，未能成功。“一旦涉及资产问题，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就出现了。”“上边没有明确的说法，靠底下进行摸索，很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张其友感慨。

　　多数大学出版社起步于1985年左右，“上不接天”、“下不着地”的大学出版社一出生就在市场的风浪中摔打磨练，但凭借扎实的产品研发能力，和在市场打拼中磨砺出来的市场能力，大学出版成就了今天的规模和影响力。在今天这场出版版图的重构当中，尽管有着“先天的管理局限”，没有“政策的明示”，同时诸多地方出版集团环伺，大学出版依然“往前拱”，“往前打”，虽然，这种“拱”和“打”已经“更加困难”。

　　“我们要求的，就是一个国民待遇的问题。”陆银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