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P114】讯：10世纪以后，中国印刷术的主流是木刻印刷，到19世纪依然如此；而西方自15世纪开始印刷直到19世纪，都以活字印刷为主流。西方活字印刷术的三个要素是：铸造的金属活字、垂直压印的印刷机和油性墨；相对于此，中国木刻印刷的要素则是手工雕板、水平刷印的刷子和水性墨。这些不同导致西方活字印刷的技术较为复杂，且成本也较高，但印成的文字整齐划一、墨迹均匀，版面效果较好；木刻印刷的特点则是简便易行，且成本相当低廉，但是手工刻印的字形笔画总有差别出入，也不易掌握水性墨迹的效果。当西式活字在19世纪初中期随着西方势力东来，在中国境内和木刻印刷交会后，就有人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有没有可能结合这两种技术的好处为一呢？

  最早企图结合中西印刷术的人，是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他以前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十分了解中西印刷术的不同，利玛窦等人都曾在他们的书中谈过，相较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要铸造几万个中文单字的金属活字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中国无法使用西方的活字印刷术。马礼逊准备来华时，看过天主教传教士的许多著作，他应该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但是，他于1807年来华后，面临和天主教传教士非常不同的困境，既无法进入内地，也不能公开传教，便想出替代性的法子，到处散播他称为“无声传教士”的印刷品向华人传教，也因此，印刷出版成为鸦片战争前基督教在华的主要传教工具。在马礼逊的带领下，初期的对华基督教传教士尝试过中西多种印刷方式，如木刻、石印、铸版、西式和中式的活字等等，他还自费在澳门（后来迁到广州）经营一家印刷所，使用石印和活字印刷，又进一步想结合中西印刷术为一。

  1834年3月24日，马礼逊从澳门写信给在广州的儿子马儒翰（John R. Morrison），谈论自己结合中西印刷术的想法和试验：

  希望你以中文金属活字做个试验，确认能否如同中国人的方式，以手工使用刷子和油墨刷印。……我急于知道是否可以不用欧洲印刷机来印刷中文。

  我近来试过以中国刷子刷印，也相信这是相当可行的，随附一份样张给你。

  我已订了一些木板以备刻印，……如果你能为我准备一副铁制组版架、一些楔子和一支木槌，就可以组成我旅行印刷用具的一部分，还需要带一点印墨，其他如纸张、刷子在中国到处都有。

  我几次尝试以油而非水和中国人的印墨混合，他们的水性墨很差。

  马礼逊手头是有印刷机的，但是为了便于生产传教印刷品，他试图以中式刷子取代西式印刷机，并以西式油墨取代中式的水墨，再带上其他必要的用品，形成随身携带的一组印刷工具，准备前往各地随时印刷散播。马礼逊自认这种方式可行，也动手尝试，还将样张寄给马儒翰，要儿子进一步试验。

  1834年4月1日，马儒翰回覆父亲，表示将依照吩咐进行尝试。但是，那阵子马儒翰正忙于其他事，在父子接下来的通信中，两人都没有再提到这件事，而马礼逊随即在四个月后的1834年8月1日病故，马儒翰也收拾结束了自家的印刷所，于是马礼逊结合中西印刷术之举不了了之。

  在马礼逊过世17年后的1851年，另一位基督教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也想到了结合中西印刷术的点子。理雅各原来并不喜欢印刷，鸦片战争前他主持马来半岛马六甲布道站，曾埋怨布道站附设的印刷所只会浪费他的时间，他甚至将全部西式印刷机具都送给新加坡布道站。鸦片战争后他转去香港主持伦敦传教会的当地布道站“英华书院”，因为自己接连有著作要出版，他改变了对印刷的态度，而积极主动地管理布道站附设的印刷所。

  英华书院的印刷所经营的是西式印刷，并且自行铸造生产西式的中文活字。但是，理雅各在1851年4月22日写给伦敦会秘书的信中，大谈自己的新主意，说是已经向伦敦的供应商订购一打毛刷，准备用来取代印刷机，以毛刷和中国墨水刷印金属活字组版。理雅各认为这将大幅度降低印刷的成本，估计一本170页的书印5000本，西式印刷的成本约275元，改用毛刷和中国墨水后，只收费200元却仍有利润等等。